在鹌鹑饲料上赚到的第一桶金，并没有使刘氏兄弟真正摆脱乡村企业家的头衔，但这次成功累积下来的经营理念却让刘氏兄弟前途无量。2008年，《纽约时报》中国记者站的记者到新津去调查刘氏企业后，也得出结论说“（在中国的发展中，）刘氏家族经历了似乎不可能的道路”。而这种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经历，其核心就在于以“让”和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实践。
但此时的刘家兄弟的身份还只是新津县城里的普通乡村企业家，而且从事的是以养殖业为核心的产业。虽然他们已经有了良好的企业理念，但要有真正的飞跃式发展，却还需要更多的机会。
机会虽然还没有来，但是扩张的边缘却已经提前一步来到了。就在刘氏兄弟掘到第一桶金的同时，整个新津的鹌鹑养殖业，已经到了近乎不可控制的地步。由刘家点燃的这一把养鹌鹑致富的火，在新津熊熊燃烧起来，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一场“火灾”。因为养鹌鹑能致富，资金投入少，又不占多少空间，所以当时贫困的新津县城里几乎人人都在养鹌鹑。刘永行的妻子在多年之后的回忆里这样描述当时新津的状态：“学校的老师不上课，医院里的医生不好好给病人看病，干部们无心办公，人人都在谈鹌鹑。一时间，鹌鹑成了整个新津的主要话题，社会秩序都开始乱套了。县城里甚至因为冬天要为鹌鹑取暖出现了真正的失火事件——为了防止鹌鹑冻死而又不多花钱，市民们就用煤油灯为鹌鹑取暖，小型火灾频发。”
如果仅仅从利润角度考虑的话，此时已经转移到“上游”的刘氏兄弟应该不断窃喜才对，大量养殖户的进入，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服务对象、更大的生意范围。但是刘氏兄弟却没有仅仅从一个商人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而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潜在的风险。新津当时的鹌鹑热，事实上已经完全超出了理性的范围，在这个风潮中每个人现在还都能赚钱，但进一步持续下去，却可能导致所有人都赔钱，更可能拖垮整个新津的经济，造成可怕的后果。
刘家处于产业链的最上游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，当时新津鹌鹑的生产总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整个铁路外送的能力，所以进一步发展的话就会造成鹌鹑和鹌鹑蛋的大量积压，这种积压不但会造成浪费，更会引起价格的下降，造成养殖户的亏损。
看到了整体风险的刘氏兄弟心急如焚，开始向周围人反复游说，劝大家不要再进入这个市场。这其中当然有一听就懂的明白人，但是误解的人更多，有很多人还是继续往里冲。
在自身力量不能阻止鹌鹑热的进一步蔓延之时，刘家兄弟想到了政府，他们找到了县委的相关部门诉说自己的忧虑，最终，由政府出面，张贴了由刘氏兄弟起草的《告全县人民书》的布告，把潜在的风险告知全县人民，于此同时，刘氏兄弟还壮士断腕——将自家养殖场中10万只种鹌鹑杀掉，强行给“鹌鹑热”降了温。
曾经有人问陈育新董事长，在80年代做出这样一个重大举措，损失上百万，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，是什么促使他下了最终的决心。陈育新董事长回答：“不是损失了100万，而是这100万根本就不应该赚。如果当时我们赚了这笔钱，我们得到一时的利润，但我们失去的是自己创业的初心和养殖户的信任、政府的信任。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，也就没有后来的希望集团了。我们的根在农村，我们的成长和成功没有秘诀，有的，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都坚持从养殖户的利益出发，坚持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，这就是希望基业常青的秘诀。”
责任编辑：冯赛
【特驱故事6】“希望”的诞生
